當我們仰望摩天大樓，是否也正在凝視一種深植城市語彙中的 Phallicism？本篇文章從城市地貌反思，揭示高塔建築如何成為權力與性別的象徵，映照出父權社會對控制與支配的想像。然建築不該只為征服而存在，也需要回應身體的感知與關係的生成。從典型中的「陽性」到「陰性」印象中，思考的不只是形式美學，而是誰被容納、誰被排除。直立的城市，也能擁有柔軟的空間，讓城市真正成為安放多元生命的所在。
Humans make cities. Cities are reflections, projections, or expressions of human endeavour. On such views, bodies are usually subordinated to and seen as merely a ‘tool’ of subjectivity, self-given consciousness. The city is a product not simply of the muscles and energy of the body, but of the conceptual and reflective possibilities of consciousness itself.
— Elizabeth Grosz, “Bodies-Cities”
城市由人所造。它是我們思想的延伸，也是我們身體的映照，是意識在空間中的自我書寫。在這樣的視角下，身體常被視為僅是工具，是意識與理性實現的媒介。然而，城市從不只是思考的產物，更是來自意識中那份抽象、概念與反思的可能性。
仰望權力的輪廓：從艾菲爾鐵塔到台北 101
每當我們仰望一座城市的天際線，總會不自覺地被那些高聳入雲的摩天建築吸引目光。它們筆直、孤絕地矗立於城市上空，似乎不只是現代工程的成就，更成為某種權力的象徵。像十九世紀末矗立於巴黎的艾菲爾鐵塔，脫離了棲居之所的建築功能，成就了一種能直述國家意志、資本力量，甚至征服慾望的語言。
如建築史學家 Jane Rendell 所指出，現代建築的觀看方式長期由男性主體主導，傾向於將空間視為權力展演與控制的延伸場域。若我們從佛洛伊德的觀點出發，建築更可被視為一種「延伸的身體」，是一種人類面對世界的脆弱感所產生的補償機制：透過衣物、盔甲、工具與建築，人類將自我延伸至肉身之外，追求掌控、鞏固地位，並形構出全能幻想中那個宛如神祇般的理想自我。
在這樣的慾望蔓延之下，高塔式建築成為最具體的象徵物。從《聖經》中的巴別塔、童話故事裡被囚禁高塔的公主，到現代城市中的摩天巨獸，它們無一不是權力的直立展演，象徵對時間、空間、他者的控制慾。這些建築所召喚的，不只是技術崇拜，更是一種深層的文化幻想：讓身體不再受限，讓慾望可以向上擴張、俯瞰全域。
無論是紐約的帝國大廈、杜拜的哈里發塔，還是台北 101，它們在形式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—— 往上、再往上，用鋼鐵與玻璃挑戰地心引力。台北 101 雖號稱融合竹節造型，但那根節節盤升、最終匯聚為尖頂的中軸結構，依然無法不讓人聯想到 Phallic Architecture 的典型特徵。這並非過度解讀，而是批判建築理論中實際存在的分析視角，揭示城市的高度往往不只是出於實用功能，而是一種權力、慾望與身份的象徵。
然而，當我們習慣仰望並讚頌這些建築時，也許該回頭問一個根本問題：這些建築，是為誰而建的？它們真的服務了城市裡「所有人」的需求，還是只映照出少數權力者的慾望？當城市語彙過度傾斜於垂直、封閉、宏偉的想像時，其他類型的空間 —— 如水平的、開放的、貼近感知的 —— 是否就被逐漸排除在視野之外？
如果建築有性別：身體與城市的共構關係
與其說建築有性別，不如說建築背後的邏輯與觀看方式，早已深受文化脈絡與權力結構形塑。許多被視為中立、理性、功能導向的設計語言，實則默許了對差異與多樣身體的排除，使城市空間逐漸成為只適合特定族群棲居與運作的體制。
哲學家 Elizabeth Grosz 在〈 Bodies-Cities 〉中指出，城市與身體不是單向關係，而是互為烙印、彼此形塑。身體與空間共同構成一種拼貼式經驗網絡，彼此滲透與轉化，使城市成為身體的擬像，而身體也被「城市化」為獨特的都會感知器官。這提醒我們，建築不只是生活容器，更塑造我們如何移動、感受與理解世界。
事實上，早在人類文明的初期，許多母系或平權部落的聚落結構就展現出這種橫向、去中心、重視交流的空間哲學：以圓形或放射狀方式環繞中庭而建，生活核心不是紀律與防禦，而是照護與共生。這些架構並未完全消失，而是以不同形式潛藏在現代城市設計的各種邊角、非典型或非主流空間中。
所謂「陰性建築」是一種回應此互動關係的設計實踐，透過流動曲線、不對稱結構、非中心動線與開放尺度，回應多元身體的感知需求與親密關係的生成。建築師 Zaha Hadid 以流動曲線和不對稱結構顛覆傳統框架，強調空間的動態變化與多重視角，讓使用者透過身體移動親自探索，重塑人與建築間的互動關係，展現包容不同身體經驗的空間哲學。
這些設計不追求效率或控制，而關注觸感、停留與交會，提供城市另一種語法。建築不再服膺單一視角與紀律邏輯，嘗試回應複數身體、差異節奏與感官需求，建立更親密多樣的關係。我們所感知的城市，也正在我們的身體上留下痕跡。
陰與陽之間：建築不是二元對立，而是為人所用
我們當然可以繼續批判摩天大樓的 Phallicism 、歌頌女性主義建築的柔性美學，但那終究只是對立邏輯下的另一種鏡像。如果現代主義的建築語言過於陽剛，我們是否非得用一套陰性的對策來對抗？或者，我們能否提出一種更包容的觀點：建築本質上，不是為男性或女性而建，而是為人而建。
所謂「陽剛」與「陰柔」的分類，源自文化對形象、質地與結構的性別化分野。尖塔一定等於男性？曲面只能代表女性？若從自然出發，一株盤根錯節的老松與一叢隨風搖曳的嫩柳，同樣具有力量與美學；希臘神廟由愛奧尼柱式支撐，卻不減其莊嚴神性。真正動人的建築，不在於它像誰或代表誰，而在於它如何與人產生關係，回應身體、情感與記憶。
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觀看建築的方式。德國攝影師貝歇夫婦（ Bernd and Hilla Becher ）以水塔、冷卻塔、礦井等工業建築為對象，系統性地進行分類攝影。他們不賦予建築情感敘事，也不追求形式美化，而以中性、冷靜、等距視角，將我們習以為常的城市構造拆解成一幀幀文化地景。這視覺語法迫使我們直視那些被忽略的凡常建物，重新發現其背後的技術痕跡、性格差異與權力邏輯 —— 建築本身即是一種象徵語言，藏有誰能建造、誰能觀看、誰被排除的深層結構。
若貝歇夫婦的作品提供冷靜分析的觀看方式，都市研究學者 Jane Jacobs 則從街道與生活出發，強調城市本質不是由單一性別、階層或理論主宰，而是充滿衝突與協商的日常場域。她在著作《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》中指出：真正充滿活力的街區往往是不被嚴格規劃、功能混合、看似無序卻充滿彈性。她並不試圖建立「女性的對抗系統」，而提醒我們，只有不預設性別、尊重多樣性、接受一定程度的混亂，城市才可能孕育真正人性化的空間關係。
城市的形狀，回到我們的身體
回到最初提問：建築真的有性別嗎？也許有，也許沒有。它可以像堅硬筆直的 Phallic Architecture ，也可以如大地之母張開的手臂，接住人與人之間的流動；既象徵支配，也召喚親密。但重點不在建築像什麼，而在於它為誰而建，誰能真正生活其中。
當我們將性別視為觀看建築的視角，而非貼標籤，便有機會跳脫慣性設計思維與審美預設。城市不需要更多高聳地標，需要更多讓人停留、喘息、彼此遇見的空間。這不代表放棄高度與效率，而是在規劃初始便思考如何納入情感、共存與照護的結構。
建築的價值，不在壯觀外表，而在是否在無聲中照護我們的脆弱與渴望。當我們拒絕以權力視角仰望，而以身體、步伐與日常作為尺度，城市輪廓也會改變。我們不再追求筆直軸線與對稱廣場，而接受城市如複雜織網 —— 高低錯落、密度不一、公共與私密交織，讓各種生命找到安放位置。
建築是城市的語言，城市的形狀，終將回到我們的身體。
Author / Travis C.
Editor / Jonathan Tseng
Photo Credit / Tate, Heidelberg University Library, WikiShrek, Benh LIEU SONG, Taipei 101, Library of Congress, Iwan Baan, Wikipedia, John Shute,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