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sch 的地獄花園、Goya 的農神、Alma-Tadema 的玫瑰宴席、Botero 的圓胖囚犯、Magritte 的菸斗。Bosch、Goya、Alma-Tadema、Botero、Magritte，五種不同的手法，一個共同的策略：讓人在沒有防備的狀態下，走進真相。
1888 年的冬天，Lawrence Alma-Tadema 的倫敦工作室每週都會收到一批從法國南部寄來的玫瑰花瓣。這些花瓣是新鮮的、粉色的，是為了一幅畫作的誕生的醞釀，故事的開頭貌似浪漫，但那幅畫裡卻有一場不為人知的謀殺。
Bosch、Goya、Alma-Tadema、Botero、Magritte，五個不同時代、不同國籍、不同媒介的藝術家，做的是同一件事：讓人走進去，然後讓人看見他們原本不願意看的東西，他們不直指愛恨情仇的煽情，卻又是筆筆畫出人性的模樣。
地獄，也可以是一場令人目眩的狂歡
1490 至 1500 年間，荷蘭城市 ‘s-Hertogenbosch 有一個人，每天在工作室裡畫一些沒有任何人在他之前畫過的東西。那個人叫 Hieronymus Bosch，他把人類的罪惡，畫成了一個讓人幾乎想置身其中的世界。
《人間樂園》（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）是一件三聯畫，現藏於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。左聯是伊甸園，中聯是一個充滿裸體人物、巨大果實、奇幻生物的快樂花園，右聯是地獄。這三個世界彼此相連，像是一個關於人類靈魂旅程的完整敘事。
中聯是那個充滿裸體人物、巨大果實、奇幻生物的快樂花園。人物在草莓裡嬉戲，騎著奇異的鳥類飛翔，在透明的球體裡親密相擁。顏色鮮豔，姿態歡愉，充滿了一種幾乎讓人羨慕的感官放縱。第一眼看到它，不會感到恐懼，而是某種奇特的渴望。
仔細看，那些快樂的形體下面藏著什麼：吞噬、窺伺、扭曲的慾望、彼此傷害的身體。中世紀神學裡，肉體的歡愉正是通往地獄的入口。Bosch 把這個道理，畫成了一個美麗到讓人忘記危險的陷阱。先被吸引，再在那個吸引裡感到不安，這是他設計的順序。
Bosch 一生都住在 ‘s-Hertogenbosch，過著富裕而平靜的市民生活，是聖母兄弟會的成員，受教會和貴族委託作畫。在那些委託作品之外，他畫了一個讓人幾乎想置身其中的地獄。沒有人知道那個地獄，究竟來自他的哪裡。
他把《農神吞噬其子》掛在自己的餐廳牆上
每天吃飯的時候，Hieronymus Bosch 面對的是《農神吞噬其子》。那幅畫是他自己決定畫在餐廳牆上的，約完成於 1820 至 1823 年間，從來沒有委託人，也從來不打算展出。一個張開大口、眼神瘋狂的巨大身影，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。他一個人對著它吃飯。
Goya 是西班牙國王最喜愛的宮廷畫師。他的肖像畫技法精湛，把貴族畫得體面而威嚴。1799 年，他出版了版畫集《狂想曲》（Los Caprichos），共 80 幅，畫的是巫師、怪獸、教士和沉睡的人。其中第 43 幅最著名：一個男人趴在桌上沉睡，身後圍繞著貓頭鷹和蝙蝠，桌面上寫著「理性的睡眠，孕育出怪物」。他繼續待在宮廷。
1808 年，拿破崙入侵西班牙。Goya 親眼目睹了戰事。《戰爭的災難》系列版畫，約完成於 1810 至 1820 年間，不使用任何英雄主義的語言，只是如實地呈現：切斷的肢體，堆疊的屍體，施暴者的無表情，受害者的無力。他說，我見到了這個。他繼續待在宮廷。那個位置，讓他能繼續說出他想說的事。那幅農神，讓他每天提醒自己，權力是什麼。
玫瑰很美，而賓客正在窒息
1888 年的倫敦，英荷裔畫家 Lawrence Alma-Tadema 完成了他職業生涯中最美麗的一幅畫。《埃拉伽巴路斯的玫瑰》（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）描繪的是羅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（Elagabalus，在位 218–222 AD）的一場宴席。皇帝身著金袍，頭戴花環，慵懶地斜倚在高台上，俯瞰著他的賓客們。高台之下，大量的粉色玫瑰花瓣正從假天花板傾瀉而下，淹沒了那些人。
畫面美得令人屏息。花瓣的顏色、光線的質地、大理石柱的細節，都是維多利亞時代學院派繪畫的最高水準。為了確保花瓣的準確，Alma-Tadema 在冬季作畫的四個月裡，每週從法國南部特別訂購新鮮玫瑰花瓣寄到倫敦工作室。
而這幅畫說的是一場謀殺。根據古羅馬史料《奧古斯都史》（Historia Augusta）的記載，埃拉伽巴路斯曾在宴席上命人從假天花板傾瀉花朵，讓賓客在花瓣中窒息而死，他以此為樂。原始文獻記載的是「紫羅蘭和其他花朵」，Alma-Tadema 將它改為玫瑰。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語裡，玫瑰代表慾望與激情。
他選擇讓美麗成為凶器。那些賓客臉上沒有恐懼，只有茫然，因為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死去。皇帝在遠處冷靜地注視。
這幅畫在 1888 年的英國皇家學院夏季展覽上展出，獲得好評如潮。觀眾讚嘆它的美麗，卻鮮少追問那些玫瑰背後的意義。Alma-Tadema 讓他們走進了一場謀殺現場，卻讓他們誤以為自己在欣賞一幅風俗畫。
最圓潤的人，說了最尖銳的事
第一次見到 Fernando Botero 的作品，幾乎所有人的反應都是笑出來。那些圓胖的人物，膨脹的臉龐，誇張的體積，幾乎像氣球一樣的輪廓，帶著一種天真的幽默感，讓人想到兒童讀物裡的插畫。他自己把這種風格稱為 Boterismo，這是他在 1960 年代移居紐約後發展出來的獨特語言，源自拉丁美洲的民間藝術傳統和哥倫比亞的文化底色。Botero 說的從來不是笑話。
他的《總統家庭》（Presidential Family，1967 年）把政治人物畫得圓滾滾、軟綿綿，看起來無害又荒誕。但正是這個無害感，說出了某種尖銳的真相：那些握有權力的人，外表的荒誕掩蓋了他們的危險。
2005 年，他完成了「Abu Ghraib」系列，共 56 件油畫和素描，描繪美國軍人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待囚犯的場景。這個系列是他職業生涯裡最大的轉折：那些囚犯的身體，仍然是 Boterismo 的圓胖形體，但他們臉上有痛苦、有尊嚴、有人性。施暴者的臉被刻意隱去或模糊。《紐約時報》評論人 Roberta Smith 寫道，這些畫「還給了囚犯尊嚴和人性，卻沒有減輕他們的痛苦或不公正」。
Botero 對藝術和政治的關係一直很懷疑，他認為藝術沒有能力改變任何政治上的事。但他仍然畫了。「藝術的重要性在於，當人們開始遺忘的時候，藝術讓他們記起發生過什麼。」第一次看到 Abu Ghraib 系列的人，幾乎都會先因為那個圓胖的形體而困惑，然後看見那個囚犯臉上的表情，而這個順序，恰恰是 Botero 刻意設計的。他用最圓潤的結構，表現出最深刻且刺痛的話題。
這不是真的。或者，什麼才是真的？
1929 年，比利時畫家 René Magritte 完成了一幅看起來極為平凡的作品：一支菸斗，精準細緻地畫在白色的背景上，下面寫著一行法文：「Ceci n’est pas une pipe」，意思是「這不是一支菸斗」。這幅畫，叫做《形象的背叛》（The Treachery of Images）。Magritte 說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：畫中的菸斗確實不是菸斗。沒有人能用它來裝菸草，沒有人能用它來抽菸。它是一個菸斗的圖像，而圖像和事物之間，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。
1929 年，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哲學玩笑。九十年後，這是我們每天活在其中的現實：媒體告訴世人的「事實」，政治人物的「承諾」，廣告的「美好生活」，全都是菸斗的圖像。沒有人能用它們做任何事。
Magritte 一生都住在布魯塞爾，過著刻意普通的生活：上下班、穿黑色西裝和圓頂禮帽、吃固定的早餐。他說他選擇這種生活，是因為他不想讓任何戲劇性的個人故事分散人們對作品的注意力。
他的作品從來不普通。《人之子》（The Son of Man，1964 年）裡，一個穿著黑色西裝的男人，臉被一顆青蘋果遮住。看到的永遠是那顆蘋果，而不是那張臉。Magritte 說，可見的東西，永遠隱藏著另一個可見的東西。他用日常事物構建陷阱，而陷阱的名字，就是這世上的真確。
Bosch 死於 1516 年。那幅《人間樂園》現在掛在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，每天有幾千個人站在它面前。沒有人確定它在說什麼，但也沒有人能夠直接走過去。這件事本身，已經是一個答案。真相從來不直接出現，它需要一個形狀、一個載體或是一個讓人願意靠近的理由，一個在設防之前就已經發生的瞬間。Bosch 知道，Goya 知道，Alma-Tadema 知道，Botero 知道，Magritte 知道。五百年後，這件事依然成立。
Editor / Jonathan Tseng
Photo and Information Credit / Galleria d’Arte Contini,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, Wikipedia,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Forbes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