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吊五人賦》、《Ray’s a Laugh》、《活著》、《The Poverty Line》，四種媒介，四種距離，說的都是同一個問題：此刻的興盛與衰敗，我們該如何解讀？當代有一種創作者，選擇把目光轉向那些宏觀敘事以外的縫隙，不是為了控訴，也不是為了美化，而是要讓某種生存狀態被看見。
有一種東西，不在任何一個品牌的廣告裡，不在任何一個城市的觀光地圖上，但它確確實實存在於這個時代，存在於山村褶皺裡的老人，存在於英國工人階級公寓的陽台，存在於每一個貧困線以下的日常。
這個時代有光鮮的那一面，也有灰暗的那一面。作家余華說：「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。」所以我們需要藝術，需要一個願意靠近那些真實、並且替我們承受它的人。他們用不同的媒介，從不同的距離，凝視著同一個問題：此刻的興盛與衰敗，我們該如何解讀？
在雕塑裡，有時得讓重量自己說話
2026 年，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碩士畢業生徐聖倫，在畢業展上展出了一件作品，叫《吊五人賦》。「吊」字一指雕塑的懸吊狀態，二取「吊唁」之意。五位人物的形體被懸掛在空中，他們的原型，是五位選擇自我了結的山村老人。「賦」是古代文體，常用大篇幅對事物進行全方位描繪，以窮盡細節。
創作者徐聖倫是每年下鄉考察的人。他說，除了觀摩古代造像，也得見山河褶皺裡隱沒生存著的人。去年他探訪的一對老兩口給他觸動很深，屋子不蔽風日，正在進行危房改造，巨大的太陽把這戶人家照得更顯家徒四壁。大兒子死了，二兒子雙手截斷，兒媳重病，兩老掏出了全部積蓄兩萬三，老頭兒自己也身患絕症。這些都是從施工工頭口中聽到的，老兩口對疾苦是沉默無言的。
徐聖倫說：「這種種不幸找不到原因，甚至沒有解決辦法。也許這世上定要有人承受厄運。」他沒有試圖解釋，也沒有試圖控訴，只是把那五個人的形態塑造出來，懸在空中，讓觀者自己站在那個重量面前。展覽現場鋪在地上的麥穗被翻模製成衍生作品永久發售，收益全部贈送給困苦中的人。
將鏡頭拉回 1990 年代，那是局中人的冷冽目光
1990 年代初，英國藝術學生 Richard Billingham 開始拍攝自己的家。那是英格蘭西米德蘭茲的一個工人階級公寓，他的父親 Ray 自 1980 年代被工廠裁員後靠自釀的酒度日，母親 Liz 用小擺件和拼圖填滿空洞的時光，弟弟 Jason 曾被送去國家照顧，始終找不到方向。Billingham 在那裡長大，親手做三明治讓一個只能喝酒的父親繼續活著。
這些照片最初只是他繪畫的參考素材。後來他在桑德蘭大學的導師 Julian Germain 在一個塑料袋裡發現了這些底片，鼓勵他把它們當作作品展出。1996 年，Scalo Press 出版了《Ray’s a Laugh》，成為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攝影書之一。2024 年，MACK 出版社推出全新版本，恢復了 Billingham 最初設想的排序和基調，加入過去未曾公開的底片，讓 Ray 第一次以一個完整的、有孤獨感的人出現，而不只是酗酒的奇觀。
這些照片沒有憐憫，也沒有距離感。這不是一個外來者進入窮困社區的紀實攝影，Billingham 本身就在那個生活裡。他用最便宜的底片拍攝，沒有刻意的構圖和光線，照片有時過曝，有時失焦，但那種真實感是任何刻意的美學都製造不出來的。有評論者指出，外界對 Liz 的種種批評，其實更多暴露的是英國藝術評論界自身的階級偏見，而不是照片本身的問題。
文學有時需要一層虛構的距離，真實才得以被承受
余華在《活著》的前言裡說，他有一天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《老黑奴》，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，家人都先他而去，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世界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。余華說，這首歌深深打動了他，他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。
《活著》出版於 1992 年，說的是一個叫福貴的男人，從民國年間一路活到文化大革命之後。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子、女兒、女婿、外孫，一個一個地死去，死於各種各樣的原因，有些是時代的，有些是命運的，有些找不到任何理由。福貴最後一個人活著，和一頭也叫福貴的老牛。
余華讓福貴用平靜的語氣說出這一切。「家珍（其妻）死得很好」，這句話從一個老人口中說出來，沒有戲劇性，沒有控訴，只是一個人對自己一生的如實陳述。作者說：「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，不是控訴或者揭露，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。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，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，對善與惡一視同仁，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。」
這就是虛構的距離所做的事。不是逃離真實，而是給真實換一件讓人可以靠近的衣服。福貴的故事，因為是「小說」，讓人可以在那個平靜的語氣裡，感受到那些原本無法直視的重量。他說的不是作家不能靠近那些事，他說的是靠近的方式。
數據從來不只是數字，它在等待一個可以被感受的形狀
Stefen Chow 和 Huiyi Lin，一位是攝影師，一位是經濟學家，兩人都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經濟拮据，這讓他們決定用一種客觀而有方法的方式，重新審視「貧窮」這個詞的真實形狀。
2010 年，他們開始了《The Poverty Line》計劃。做法非常直接：在每個國家，用當地的每日貧窮線標準，購買一天的食物，和一份當地報紙，放在一起拍攝。報紙說的是時間與地點，食物說的是在那個時間與地點，生存意味著什麼。
他們在接下來的十六年間行走超過二十萬公里，走過三十八個國家和地區。貧窮不只是絕對貧窮，在很多已開發國家，它是相對的，是和當地生活水準、社會期待的落差。這個計劃試圖讓這些差異有一個可以被看見的形狀。
從美國到盧安達，從法國到孟加拉，同樣是「夠活過一天的食物」，盤子上的東西差距是視覺上的衝擊，不是數字上的理解。這個作品被 MoMA 和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收藏，在聯合國曼谷會議中心展出。它說的不是「全球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」這個我們都知道、但感受不到的事實，它說的是：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盤子，就是那個事實的形狀。
凝視即立場
《吊五人賦》讓那五個身體懸在空中，形體的重量直接作用在觀者的身體感受裡。《Ray’s a Laugh》讓讀者站在那個公寓裡，沒有出口，因為拍攝者也沒有出口。《活著》讓讀者跟著福貴一起經歷，在虛構的框架裡感受真實的重量。《The Poverty Line》用最冷靜的方式呈現最不冷靜的現實。
他們都沒有解釋，也沒有提供答案。Billingham 沒有說「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需要改革」，余華沒有說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悲劇」，徐聖倫沒有說「農村老人的問題需要被關注」。他們說的只是：我見到了這個。
這個「見到」本身，已經是一種立場。在一個光鮮敘事主導的時代，選擇把目光轉向那些被宏觀敘事省略掉的人，選擇靠近那些讓人不舒服的真實，本身就是一個決定。此刻的興盛與衰敗，也許從來沒有一個標準的解讀方式。但這個時代的縮影，會在那些選擇凝視的人的作品裡，留下它真實的形狀。
Editor / Jonathan Tseng
Photo and Information Credit / 徐圣伦, Imdb, Ph Museum, Chow and Lin
